依据直觉，人们通常首先关注投保人是否隐瞒了重要事实。但法院的关注点略有不同。裁判首先考察的是，保险公司是否提出了明确的问题

　　□ 刘星

　　重疾险的实践已经比较普遍了。“如实告知义务”是保险法中的一条规定，人们称之为“你问我答”。那个“你”，是保险公司；而“我”就是投保人。都知道投保后没有病灾是福分，但不幸遇到大病，沮丧之际如有理赔兜底，也算是一种宽慰。理赔过程中，有时会遇到“你问我答”的情况。

　　这个“你问我答”，具有技术性，可当作一个切口。透过切口，或许能看到制度深处的一些结构。

　　让我们来观察一个真实案例。一位“90后”女士，投保了一份重疾险，保额50万元。几年后，她被确诊为肺腺癌。申请理赔时，遭到保险公司拒绝，理由是投保人没讲过家族肿瘤史，即没说母亲曾患乳腺癌、卵巢癌，外婆曾患肺癌。保险公司称：（一）这属于重要风险信息；（二）没讲过，就是没如实告知。“90后”女士认为，这不对。投保单上问的是：“是否患有遗传性疾病。”它可没提到“肿瘤家族史”。重要的是，投保时，她曾向销售人员提到了母亲曾患癌。可想而知，纠纷进入了法院。

　　法院经细察，认为投保人有理，遂判决保险公司，理赔50万元，另退还保费，还有就是继续履行保险合同。法院讲，这么判有两个理由：（一）投保单询问的是“遗传性疾病”，不是“肿瘤家族史”；（二）从医学知识和普通消费者理解看，它们是两回事。所以，称投保人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，说不过去。

　　信息掌握影响交易情况

　　案件看起来不复杂。但是换个角度，它很有意思。因为它触及了保险制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：信息如何组织。

　　市场运行时，难题常与信息掌握的不充分有关。交易双方了解的情况，并不相同。其中一方，也许清楚某些重要事实；另一方，可能了解某种关键信息，并能据此组织。如果这差异缺乏制度安排，便可能影响交易的稳定性。

　　重疾保险市场，就是典型例子。投保人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、生活方式，以及家族病史。而保险公司掌握着统计数据、疾病发生概率，以及精细的风险模型。双方拥有的信息资源不对称。如果这些差异不能合理安排，保险市场就可能逐渐出现一种趋势：风险较高者，更愿投保；风险较低者，可能选择退出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整体风险水平上升，费率随之提高，市场会萎缩。因此，重疾保险制度的演进，在相当程度上，是在回应这种信息分布的不均衡。

　　在法律层面，相应的一个重要工具，是“如实告知义务”。保险合同订立时，投保人要向保险公司讲述重要信息，使保险人能够判断，是否承保及如何定价。但问题仍存在：哪些信息必须讲？

　　理论上，可以想象两种制度模式：（一）投保人必须主动，说出一切可能影响风险的重要信息；（二）保险公司提出问题，投保人只需回答被询问的事项——也就是“你问我答”。我国保险法，采用的是第二种模式，业界通常称为“询问告知主义”。它的核心规则，是投保人的告知义务，仅限于保险公司明确询问的事项。这规则的意义，其实是划定信息披露的边界。

　　不难理解，如要求投保人主动说明所有重要情况，这变得有些“魔幻”了。因为投保人，并不总能判断哪些情况，对保险公司具有关键意义。医学知识复杂，风险因素太多，普通消费者通常很难准确把握。结果是可预料的，要么“没完没了地说”，要么“挂一漏万地说”。相反，如果让保险公司通过提问来界定范围，信息边界就会变得清晰。投保人只需回答被问的事项，而保险公司则负责筛选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。保险公司有精算模型与风险分类技术在手，因此，相关信息组织能力更强。

　　这意味着，制度将信息梳理与筛选的责任较多地放在保险公司身上，应是更有效的。所以，它成为关于信息范围的制度安排。

　　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中，保险公司通过问卷的设置，决定哪些情况纳入合同关系中。例如：是否患有某些疾病、是否接受过重大手术、是否存在高风险行为。每个问题，实际上都是对信息的一次整理和归类。

　　问题表述得清楚，保险公司就能获得所需信息；问题含糊了，就可能在理赔阶段引发争议。前述案件中，争议就是这样出现的。投保单询问的是，“是否患有遗传性疾病”，而保险公司在理赔时，强调“肿瘤家族史”。法院判决结果：两者不能等同。我们外行人看着好像也是。这表明，在已有信息框架中，“肿瘤家族史”没有明确纳入提问范围。

　　所以，一个看似细微的表述差别——“遗传性疾病”与“肿瘤家族史”——影响了责任的认定。提问方式本身，同样具有制度意义。

　　谁来承担解释的制度成本

　　进一步看，信息不仅涉及获取难度，还与理解成本有关。当合同条款表述不清，便容易产生解释上的不确定。法律实践中，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，一项重要规则逐渐形成：疑义利益解释原则。它的意思是，条款存在歧义时，通常作出不利于条款提供者的解释。

　　在保险合同中，这项规则有“靶向”用意。保险条款多由保险公司拟定，保险公司也乐意这样，投保人往往只能选择是否接受。所以，如果条款含义模糊，不确定性会转化为消费者的潜在风险。所以，当提问方式不够清楚时，法律往往倾向于保护消费者一方。这就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因信息表述不清所增加的制度成本。

　　本案中，法院瞄准了这个“靶子”。既然投保单没明确询问“肿瘤家族史”，也未在“遗传性疾病”的释义中包含相关内容，自然不能认定投保人违反了告知义务。这样裁判也在反向促使信息表述更加清晰——重要风险因素，应在投保阶段明确提出，使双方能够理解风险边界。

　　从更宏观的角度看，这个案件的发生，还有一个新的行业背景。现在互联网保险在发展。在传统保险销售中，代理人一般通过面对面交流完成投保。许多信息可在对话中逐步澄清。而在互联网投保中，信息通常由电子问卷完成。投保人面对的是一系列固定选项，需要在较短时间作出回答。这种模式无疑提高了效率，但也带来新的挑战。一方面，医学和风险研究不断发展，保险公司希望获得更多信息，例如，家族病史、生活习惯；另一方面，问卷如果很复杂，又可能让消费者难以理解。

　　在这里，信息成本问题就出现了。获取信息，要有支出。而制度必须在不同目标之间寻找平衡。要让保险公司能识别风险，也要让普通消费者能理解问题。因此，提问方式既关系到个案裁判，也关系到整个行业的运行方式。

　　曾有统计提到，在人身保险纠纷中，涉及如实告知义务的案件，一般占比较高。这个占比说明，问题不是偶然的。保险合同高度依赖信息披露，而信息披露，又很容易产生理解差异。所以，大量争议都集中在了同一问题：某些信息是否属于必须披露的范围。

　　法律结果也取决于是否“问出来”

　　当法院在个案中不断作出判断，一种制度边界也会逐渐形成。这个案件中，边界表现为一个简单的原则：只有明确询问的信息，才构成告知义务的范围。如果保险公司希望了解某类风险因素，就要在投保阶段列出清晰的问题。是的，保险公司自己得先明白。

　　回到案件本身。依据直觉，人们通常首先关注投保人是否隐瞒了重要事实。但法院的关注点略有不同。裁判首先考察的是，保险公司是否提出了明确的问题。这种视角的变化，使案件的重心从个人行为转移到信息结构。这就有意思了。

　　在保险合同中，许多关键问题不是在理赔阶段才出现的，而是在投保阶段就已经定型。一个问题是否问出来，往往会影响合同关系的走向。所以，一个看似细小的差别——是否问出来——就成为决定案件结果的重要因素。

　　（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）　　

　　本版漫画/高岳